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

来源：家长学院 　文章作者：王学典

中创造出大量财富与身份地位不相称的富有者，卑贱者比尊贵者更富裕，就可能“ 僭上”，可能“八佾舞于庭”，可能“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历代王朝，都不约而同选择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生长于短缺型社会中的国学，它的基本使命本是要维护短缺型农耕社会的秩序，并且为之提供不断的理论支持。

    社会要获得协调和稳定发展，有两条路径：或者使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阶层日益增长的生活欲望；或者抑制人们的生存欲望，以适应物质的匮乏。既然前者被否定，那么就只能选择后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能义者，利败之也”，乃至“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成为国学中的主流观念。

    如果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财富分配上规定了地位与财产一致的原则，那么在道德与权利的关系上，则规定了君有君德、臣有臣职、父有父权、子有子份的道德与权利相一致的原则。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其权利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也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所在。当然，对于被统治者来说，这一逻辑则变成了被统治者身修、家齐，统治者便可以国治、天下平。于是，传统社会的人们，总是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于内圣外王的君主，而不是寄希望于发展完善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社会讲究的是德治、礼治、人治，而非法治。

    那么，曾经阻碍了工商文明发展的儒学，是否能适应后工商文明？当遭遇了金融危机重创的西方人，将目光投向古老的孔子时，儒学能否为西方提供一个救世良方？21世纪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很显然，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中，后现代貌似前现代的精神复归，然而其间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或许，新教伦理假“上帝”之名为无孔不入的赢利活动作了“恪尽天职”的辩护之后，清教约束却无法扼制市场经济主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无限贪欲，而古老中国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欲望、伦理的理论，可能会为西方、包括为人类设计新的文明模式提供借鉴。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一体、文化多元的世界中，靠西伯行善，国人让耕，从而感动虞国、芮国不再争田的儒学神话，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历史前行的另一条路线。

    今天，中国的崛起的确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民众及大众传媒的国学热，表达了物质生活丰富之后的人们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求，而知识界在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时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呼唤，都无疑构成国学热背后的客观因素。传统不可能完全被割裂，“五四”运动迫使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走下神坛，但作为思想学说的国学，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就儒学来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维护的是宗法社会的尊卑等级与社会秩序，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反映的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德操，前者理应遭到唾弃，后者却依然具有普世价值。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当下的中国都已被无情地抛入全球经济体系中，这时，你不想现代化都不行，现代化已变成铁的历史必然性。然而，中国人的“价值”与“精神”却无法被同步一下子置换。“历史”变了，“价值”却无法同步跟进。“历史”与“价值”的冲突就这样正在撕裂当下的中国。这样，我们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和“市场”之中，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和情感又与古老的“义利”观等相连。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成为问题。我们当前所能做的，当然不是“反传统”和“ 斥儒学”，而是对于国学中与宗法专制权力密切相关的礼教和国学中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