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

来源：家长学院 　文章作者：王学典

    □王学典

    ◆我们当前所能做的，当然不是“反传统”和“斥儒学”，而是对于国学中与宗法专制权力密切相关的礼教和国学中具具有普世价值的永恒成分加以区分，既发掘国学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谐”、“忠恕”、“节欲”、“兼爱”、“非攻”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又不要试图将已被证实无法促进历史前进的制度化儒学再次扶上神坛。

    西方的历史已经终结。这是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少人所得出的结论。的确，这场尚未完全过去的危机显示出整个西方工商文明确实已经遭到巨大挑战，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体系的正面价值看来已碰到巨大问题，西方的生活方式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探索新文明新道路，设计新的经济体系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了人类面前，特别是摆在了思想界面前。

    在西方文明陷入窘境的同时，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的不间断的高速发展，适时地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前行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最大动力。世界再次瞩目于东方，瞩目于中国，于是，在耶稣之外，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孔子的光辉。

    也许是出于文化的自觉，也许是出于对历史的反拨，近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一股国学热相伴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各著名高校近来纷纷设立儒学院和国学院等传统文化机构即是明证。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中国文化，对国学作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走向极端者则认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在笔者看来，如同以往的反传统曾经丧失了理性一样，当前的国学热似乎也失去了冷静。在这个背景下，倡导一种从容理智的境界和立场，非常必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沐浴着当代文明的学者，在这时，我们似乎更应该对中国文明持一种审察和反省的态度。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今天看来主要是为了应对一个短缺社会、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它的全部设计，它的基本原则都是为此而来。如何使一个短缺社会能够正常运转，是中国的历代思想家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中国文化的核心为何是秩序、是义务、是群体、是家族，而不是权利，不是个性，不是自由，就在于它所维系的，是一个短缺社会的基本秩序。

    如何在短缺型社会维护公共管理机构正常运行？如何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孔子给出了一个历经两千多年始终有效的答案，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原则首先要求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分配以尊卑等级为标准，而《论语·颜渊》中对这条为政原则的理解，也正是落实到了食物分配的现实层面上，齐景公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物质生活资料分配按照尊卑等级为原则，又反过来使以衣食、车马、居所等为代表的物质财富，成为尊卑等级的标志，以便于“ 别尊卑，明贵贱”，也正因此，历代正史才会把《 舆服志》当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而家庭乃至家族中的物质分配，则由“孝”来加以规定。“ 孝悌者，其为人之本”，孝，不仅意味着“能养”，还意味着要“能敬”，唯有“能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能养”，最大限度地保证家庭内部的财富分配向长者尊者倾斜。

    当社会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工商文明显然比农耕文明更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早在西周时期的姜齐，就已经意识到工商文明对于富民强国的巨大作用。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隐含着尊者贵、贵者富、卑者贱、贱者贫的物质分配逻辑，而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商文明，则会在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