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代宗师---季羡林

来源：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文章作者：佚名

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也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老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

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什么事。但这一次，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谈陈寅恪，而国内能够谈陈的人不多了，季老才答应。

他着重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我当时曾暗想：今后我也要这样，不能什么都插一杠子。季老为我示范也。

季羡林不是圣人。作为一个从建国后各种“运动”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脚步不可能是笔直的。他也有过若干的徘徊。

而一旦猛醒，便不随大流。铁肩担道义，衰躯护犊子。这是我由衷敬佩季老和愿意一生追随他的原因。

我在海南时期，曾想创办一所职业大学。季老欣然地支持我，还为我筹了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来取。但大学没有办成功，钱也就没动。

“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有大成就。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乙酉之秋，我万里来京。人到了医院的大门口，却不能见面。

但他知道我来了，让李玉洁老师带两本书给我。知道我要出文集，很快题词寄给我。我没有收到。于是，季老又写了第二遍，再次寄出。

这一次季老为《张曼菱文集》的题词，我要用它了。我知道，他以风烛残年、辗转病榻之躯，两次为我握笔，慎重加印，目的就是在勉励我提醒我，要写下去，要“坐冷板凳”。

我想，是时候了，我要挣脱万事的困扰与诱惑，与岁月较量，板凳越冷越好。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也是他心安理得之处。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力。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他如饥似渴地整理旧文章，写出新思路。而每天晚上，他必要写二千字以上的学术日记，才能躺下。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由于家庭成员有的早逝，有的又在国外，有时我觉得，季羡林正像一个僧人，怀着对信念使命的忠诚；而宁静地思索与写作，是他晚年幸福的源泉。

他爱引用的一句话是：“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宏毅”。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近年来人们瞎给他与实际不符的称号，其实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说过，我不是作家，作家这个称号是很神圣的。我只是一个随意写东西的人。

学术和历史都是最认真的一种事实，并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孤寂，他的苍凉之心。

面对于世俗应酬，他其实是一个天真的人，容易相信人们的表象。只要对别人能有些帮助，他总是愿意尽力而为。

对于季羡林一生所